战国时期出现大量青铜铸币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已进入较为发达的阶

战国时期出现大量青铜铸币，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已进入较为发达的阶段。战国市场上，用钱已能买到谷物、织物、牲畜、珠玉、铜铁器、脂、胶、酒类等多种商品。农业中，雇主给雇工钱布作为劳动报酬。国家向人民征收的租税中也有一部分是货币，如《孟子》说：“廛有夫里之布”；《荀子》说国家向人民征收“刀布”以达到横征暴敛的目的。当时还出现了借贷和利息，《史记》所说的“子贷金钱”，即指靠借贷货币而赢利的高利贷资本。以上情况表明，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货币的职能在不断扩大，货币的作用也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织室

宫中的丝织作坊。楚汉战争中，汉军掳魏王豹，输魏宫薄姬于织室，是为织室见于记载之始，可推知至秦已有织室的设置。西汉时，织室属少府，设在未央宫，为宫中织作缯帛和文绣郊庙之服。主管官吏有令、丞，属吏有令史等。织工多为官奴婢。贵族妇女犯罪，常被输作织室。宣帝时，织室已分为东织、西织。元帝时，东西织室岁费各达五千万，而产品远不及齐三服官(见服官)。成帝河平元年(前)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东汉时废织室令，设丞。章帝以后，由宦官充任。

工官

秦汉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从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金布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司空》、《军爵律》、《效律》、《秦律杂抄》等部分中可以看到，秦对官府手工业的各种制度，如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规格和生产定额，产品的账目、各类劳动者的劳动定额及其换算，对劳动者的训练和考核，度量衡的检校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当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县有工官、司空，县以上直到中央有工室、邦司空、大官、左府、右府、左采铁、右采铁等，官员有丞、啬夫等。县的令、丞对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劳动者则有工师、工匠、徒、隶等，由曹长领班工作。生产门类有铁的开采和冶铸、铸钱、车辆、兵器、用具、漆树的种植与漆的生产等。产品主要归官用，也有出售的。

汉承秦制，在中央及有些郡县设置工官，诸侯王国也有工官。汉武帝时，由于官吏和军队的增加，皇室贵族的奢靡以及大量工程的兴建，官府手工业有很大的扩展。当时，中央的许多机构，如太常、宗正、大司农、少府、中尉、将作大匠、水衡都尉等，属下都设有各种名目的工官或兼营官府手工业的官署，其中以供应皇室需要的少府设置最多。这些官署分别从事铁器、铜器、铸钱、染织、衣服、陶器、玉器、兵器、漆器、木器、砖瓦木石等建筑材料、建筑工程、船只、彩绘、雕刻等的生产。郡县除盐官、铁官外，在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亦设有工官，据《汉书·地理志》及其他记载即有十几处，实际数目当不止此。其中如蜀郡(今四川成都)、广汉郡(今四川金堂东)工官的铜器、金银知器，生产规模相当巨大，产品制作亦极精美。主造兵器、漆器的河内郡(今河南武陟西南)工官也很有名。此外，还有以专业命名的工官，如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镇北)和襄邑(今河南睢县)的服官，河东郡(今山西夏县西北)、丹阳郡(今安徽宣城)的铜官，庐江郡(今安徽庐江西南)的楼船官等。

官府手工业的生产，由护工卒史、工官长、工官丞、掾、史、令史、佐、啬夫等管理，劳动者有工、卒、徒、工巧奴等。有的产品分工很细。如漆耳杯往往就是由素工、髹工、上工、铜扣黄耳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等多人分工协作制成的。《盐铁论·散不足》所说的“一杯木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并非全属夸饰之辞。这样制作出来的器物，十分精美，技术和艺术水平都很高超。

工官产品主要供皇室御用、赏赐及官府军队的需要，虽有一部分出卖，但除盐、铁外，主要是非商品性生产。尽管规模巨大，技艺精湛，但也因此造成了人力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并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元帝时，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年要耗钱数亿，蜀郡和广汉郡的金银卸器一年各耗钱五百万，京师少府所属的三工官和两织室，一年各耗费钱五千万。因此西汉后期，臣下屡屡建言节省和废罢某些工官或其产品，汉朝政府也曾下诏施行，但效果不大。

东汉时，中央各工官的隶属略有变化，如少府的考工令改属太仆，司铸钱、造兵器和织绶诸杂工，大司农属下的平准令则兼练染，作彩色等。新起的造纸手工业，则由少府所属的尚方令主管郡县工官除制作器物外，还兼向当地私人手工业征税物，东汉前期光武、明帝、章帝、和帝时，供皇室御用的官府手工业产品曾有所减省，但此后随着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又增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