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崇一于此等处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语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所崇一：欧阳德（公元者495—者554年），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王阳明的弟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也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语出《论语·子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欧阳崇一来信说：“先生说：‘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我个人认为良知虽然不是由见闻而产生的，然而学者的知识，未尝不是从见闻中产生的。停滞在见闻上固然不对，但是见闻也是良知的具体实践。现在先生说见闻应放在第二位，恐怕是针对那些专门把见闻当作学问的人来说的。如果为了致良知而在见闻上探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样说对吗？”

良知不是由见闻上发出来的，而见闻都是良知的运用。所以良知不停滞在见闻上，但也与见闻密不可分。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良知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知识了。所以致良知是学问的关键，这是圣人教育人最重要的东西。现在说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那么就失去了关键的东西，把良知落到了次要位置上。近些日子以来，同志们都已经知道了致良知的学说，但是他们的功夫中还有很多粗糙糊涂的地方，正是欠缺你这一问。

一般说来，做学问的功夫必须把握住最关键的地方。如果专门把致良知看作是最关键的事情，那么凡是见多识广就是致良知的功夫。日常生活中，见闻应酬虽然头绪繁多，但都是良知的发挥运用流传；除掉见闻应酬，也就没有良知可以致了，所以这两者也只是一件事。如果说致良知要从见闻上求得，那么话语之间难免把良知和见闻分成了两件事。这与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虽然有所区别，然而从它们没有领会精一的宗旨上来看则是一样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到择，又说到识，可见良知已经在中间发挥作用了；然而其用意还是在多闻多见上去选择认识，那么就失去了最关键的东西。你对这些问题认识得已经十分清楚，今天这一问正是为了阐明致良知的学说，这对于同学都有很大益处。只是语意表达还不太透彻，可能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所以不得不精心体察。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者“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也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所思曰睿，睿作圣：意为思维要深远通达，身远通达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语出《尚书·洪范》。也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语出《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意为心的功能是思考，思考就能体认天道和人性，不思考则难以认识天理。

你信中说：“先生说：‘《系辞》中说的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有天理，再没有别的思虑了，并非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又有什么可以思虑的？学者下功夫，即使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不是以私意来安排、思索出天理来的。如果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学者的弊病，大多不是空守沉寂，就是安排思索。我在辛巳到壬午年间，犯前一个毛病，近来又犯后一个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发挥运用，它与凭私意安排有什么区别呢？恐怕我认了贼做儿子，还迷惑不知道呢。”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考岂能缺少？空守沉寂与安排思索，正是为私欲用智，这也是丧失良知。良知是天理昭然灵觉之所在，所以良知就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发挥运用。如果是良知发挥运用的思索，那么所思索的就都是天理。良知发挥运用的思索，自然明白简单，良知也自然能认识。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索，自然思绪万千，纷纭繁扰，但良知也自然能分辨。大凡思索的是非好坏，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出现认贼做子的情况，正是由于致良知的学问没有弄明白，不知道在良知上体察认知罢了。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者。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