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绾认为：“燕、齐、楚等地距离较远，倘若不设置封王，难以统治，应该立诸皇子为王，坐镇远疆。”

李斯则批驳说：“周王朝成立时，文王、武王大肆分封子弟，随着时间的推移，封王们的后代血缘愈加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诸侯混战，天子没办法禁止。如今赖陛下神明，一统海内，四海之地皆为郡县，至于诸皇子以及功臣，只要从国家赋税中拿出一部分赏赐就足够了。如此一来，天下就没有人对朝廷有异心，这是安邦宁国之术，不应该再分封诸侯。”

在这一点上，秦始皇亦颇有主见，他说：“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同意李斯，仍保留郡县制，废除分封制。

改分封诸侯制为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无疑是制度之一大创新。不过，这种制度也不能称得上尽善尽美，不久后便暴露出巨大的问题。当地方叛乱兴起时，地方官吏对朝廷的忠心，显然比不上自家子弟。作为一种新的制度，郡县制避免了诸侯分封带来的相互杀伐以及中央政权的旁落，但是这毕竟是崭新的制度，对可能到来的危险，非朝廷所能预见。后来汉取代秦，索性采取分封与郡县的混和制度，这种制度仍然有问题，导致后来七国之乱，地方诸侯与中央的战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把封国最大程度弱小化，诸侯不复成为朝廷的威胁，不过仍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由于封国太弱，又致使王莽篡汉时，朝廷没有藩王作为外援，最终覆灭。其实，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是否合理，而在于君主专制的国家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秦国将全国分置为三十六郡，后来陆续征服一些新的土地，再置四郡，共四十郡。每郡主要长官有郡守（掌政务）、尉（掌军事）、监（掌监察）。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县设县长。郡、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不设世袭。

秦统一中国后，实施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文字标准，此举意义重大。

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里，由于诸侯林立，争战不休，各国都发行自己的货币，样式五花八门，大小、轻重各不相同，给不同地区间的货币流通交换造成极大的麻烦。古代货币与今天不同，金、银、铜、珠玉、龟贝等都曾具有货币职能。秦统一后，只保留两种，即黄金与铜，其中黄金为上币，铜为下币，其余银、锡、珠玉、龟贝等只作为装饰品，不再具有货币属性。铜采用的是方孔圆钱，每币重半两，又称为半两钱。秦国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式，成为后代中国铜钱的标准样式，使用两千年之久。

战国时代各国的度量衡制也不同。各国都使用“丈”“尺”这些长度单位，长度却各有差异。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就推行全国统一的长度单位，故而秦国制造的兵器是比较标准化的。在一些内政相对混乱的国家，比如楚国，同样“尺”的单位，在各地也是有不同的，这种标准化的缺失，也可看出这些国家不如秦国的一面。

与长度单位相比，量度单位的差异更大。秦以升、斗、斛为单位，齐国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赵国以斗、升、分、益为单位等等。而同样的“斗”“升”，在不同地区的实际容量也是不同的。重量单位同样如此，五花八门，令人头昏脑涨。

秦国制造标准度量衡器，推广全国，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表明秦国各地的度量衡器都是一致的，这种统一大大方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功德无量。

文字的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

战国时代的文字就如同今日之方言，各个地方都不同。大家想想，这对普及文化来说，是一件何等困难之事。虽说文字出于同源，但写起来都有所不同，不易辨认。秦始皇着令李斯等人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小篆是由大篆演化而来，笔画更加简单而均匀，易于识别。为推广小篆，李斯、赵高（中车府令）、胡毋敬（太史令）等人分别编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以为范本。

文字是文化的基础，统一文字，其功绩是伟大的，其影响是深远的。自秦以后，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分分合合，无论是统一或是分裂，“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即便是分裂，文化也没有分裂，文字也没有分裂。文字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刻影响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因此，只要使用的文字相同，说的话相同，中国最终都会走向统一。

统一后的中国，自然打破以前诸侯割据时的界线，道路交通也随之得到迅猛的发展。秦王朝仍定都咸阳，在地理位置上偏西，在古代没有电话、手机、互联网这些通信工具的条件下，信息只能靠人来传递，因此道路必须要通畅快捷。

公元前220年，秦政府以咸阳为中心，兴修“高速公路”。秦时的“高速公路”称为驰道，顾名思义，就是马匹可以高速奔驰的通道。最重要的驰道有两条：一条通往齐、燕，一条通往吴楚。秦的驰道，与今天的高速公路一样，都是封闭式的，这样马车才能高速行驶。史料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就是说，驰道宽度是五十步，每隔三丈便有植树，两旁筑起厚墙，还加有金属物以坚固，两侧植种青松。这个工程不仅浩大，而且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