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氏原是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高车族。[4]鲜于兄弟的上代，因仕宦定居于阆州新政。这一家族虽已进入中原多年，但仍保持着原来的粗犷豪侠之风。颜真卿在鲜于仲通的神道碑中说：“匡赞生士简、士迪，并早孤，为叔父隆州刺史匡绍所育，因家于新政。士简、士迪皆魁岸英伟，以财雄巴蜀，招徕宾客，名动当时。郡中惮之，呼为‘北虏’。士简生令徵，公之父也。倜傥豪杰，多奇画，尝倾万金之产，周济天下士大夫。”到了鲜于仲通兄弟一代，情况有了改变，一方面仍然保持豪侠之风，一方面折节读书，以文士的姿态出现，所以颜文又曰：“公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果于然诺。年二十余，尚未知书，太常切责之。县南有离堆山，斗入嘉陵江，形胜峻绝，公乃慷慨发愤，屏弃人事，凿石构室以居焉。励精为学，至以针钩其脸，使不得睡。读书好观大略，颇工文而不好为之。开元二十年，年近四十，举乡贡进士，高第。……方及知命，始擢一第。”而他勤奋向学的结果，后来还有著作传世，“凡著《坤枢》十卷，文集十卷，并为好事者所传”。《新唐书·艺文志》中就记录有《鲜于向集》十卷。

看来这人的作风有些像是战国时的孟尝君，轻财好客，兼收并蓄，门下必然会招来一批鸡鸣狗盗之徒。可巧其中就有杨国忠其人。《新唐书·杨国忠传》曰：“嗜饮博，数丐贷于人，无行检，不为姻族齿。年三十从蜀军，以屯优当迁，节度使张宥恶其人，笞屈之，然卒以优为新都尉。罢去，益困，蜀大豪鲜于仲通颇资给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宰相李林甫不平，闻杨氏新有宠，思有以结纳之为奥助，使仲通之长安，仲通辞，以国忠见，干貌颀峻，口辩给。兼琼喜，表为推官，使部春贡长安。”说明鲜于仲通起初周济杨国忠时，并无深意，后来也并不热衷于利用这层关系上京城去巴结杨氏。可见后来记在他历史上的这层社会关系，是由偶然性的机缘构成的。

杨国忠得势后，当然要报答他一番。《杨国忠传》又说：“南诏质子罗凤亡去，帝欲讨之，国忠荐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六万讨之。战泸川，举军没，独仲通挺身免。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说明这些事件的发生，主谋者是杨国忠。他想表示感恩，却给鲜于仲通的历史写上了不光彩的一页。

鲜于仲通的出任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颜真卿撰文的《神道碑》上说是出于郭虚己所荐，与上述说法不同，而新、旧《唐书》的记载则是一致的。但不管怎样，二人的关系总是不同寻常。《资治通鉴》天宝十二载春正月，“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请为国忠刻颂，立于省门，制仲通撰其辞；上为改定数字，仲通以金填之。”司马光撰写这一段文字，乃承上文而来，同书天宝十一载十二月曰：“杨国忠欲收人望，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滞淹者翕然称之。国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颇得众誉。”这段文字，不因杨国忠乃元恶大憝而隐藏当时的历史真相，大约也是为后来的刻颂一事做出解释吧。[5]前文乃后文伏笔，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鲜于仲通早年虽对杨国忠有恩，但他并没有利用这种关系去谋求个人的私利，看来他还保持着固有的豪强之气，不做龌龊小人之态，所以二人后来还是分道扬镳了。颜真卿《鲜于氏离堆记》上说他“卓尔坚忮，毅然抗直”。这样的人，怎能为杨国忠所容？于是“入为司农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杨国忠，贬邵阳郡司马”。《神道碑》上也说：“十一载，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处理刚严。公初善执事者。后为所忌。十二载，遂贬邵阳郡司马。”于此也可看出，鲜于仲通决不是和杨国忠沆瀣一气的人物。此人于“宝应元年，追赠卫尉卿；广德元年，又赠太子少保”，假如他真是杨国忠一党，那么与杨氏一门有着刻骨仇恨的代宗又为什么要累加追赠？

《新唐书·韩休传》言其长子“浩，万年主簿，坐籍王家资有隐入，为尹鲜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此人乃名相之子，族大势盛，党援众多。犯法之后，鲜于仲通也不稍加宽贷，可见他执法的严正。

正因他刚正不阿，在京兆尹任上时治绩颇佳，也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其弟李叔明后来也担任京兆尹之职，《新唐书》本传上说：“长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后尹熙熙，具瞻允斯。’”[6]时隔十年左右，长安人还在歌颂他的政绩，也可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检阅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没有见到什么丑诋鲜于仲通之处。相反，凡是叙及鲜于兄弟的文字，大都持赞颂的态度。颜真卿以高风亮节著称，可以相信，他不会肆意歪曲事实，替一个品格不端的人去涂脂抹粉。《神道碑铭》《离堆记》中再三颂扬，大约总是认为鲜于仲通与杨国忠的交往，没有在节操上带来什么玷污，这里不存在什么品质的问题。于邵《唐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公经武颂》[7]、韩云卿《鲜于氏里门碑》[8]等文都对鲜于兄弟倍加赞颂，和颜真卿的看法一致。《新唐书·李叔明传》上还说：“始，叔明与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并节制剑南；又与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为盛门。”亦寓颂扬之意。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七《唐京兆尹鲜于仲通碑》曰：“鲁公为此碑，称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载，是非褒贬，果不可信。虽鲁公犹尔，况他人乎！”这种意见也不见得中肯。因为《神道碑》上的记叙，或应对方家属所托，行文不无隐讳，但他还作有《离堆记》，文体与碑颂有别，为什么也持同一论调？况且颜真卿与杨国忠在政治上一直持对立的态度，《旧唐书·颜真卿传》曰：“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假如鲜于仲通真是依附杨国忠的死党，那颜真卿怎会予以如此高的评价？

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的颂词，可以和上面的介绍相印证。诗云：“骅骝开道路，雕鹗离风尘。侯伯知何算，文章实致身。奋飞超等级，容易失沉沦。脱略磻溪钓，操持郢匠斤。”虽然假象过大，但用文学眼光来看，还应算是用典贴切，并不是阿谀奉承。至于说到落句“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也要结合写作时间来考虑。注杜诗者大都以为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正是杨国忠在选人中收得一些虚誉之时。杜甫穷困潦倒，在长期遭受李林甫的压制之后，这时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于是想凭借鲜于仲通和杨国忠的关系，谋求入宦，这在当时来说，也没有越出文人遵从的道德规范，而在后人看来，也只能说是一时受了蒙蔽。对于这事，恐怕也不宜责之过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