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崇一于此等处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语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所崇一：欧阳德（公元者495—者554年），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王阳明的弟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也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语出《论语·子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欧阳崇一来信说：“先生说：‘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我个人认为良知虽然不是由见闻而产生的，然而学者的知识，未尝不是从见闻中产生的。停滞在见闻上固然不对，但是见闻也是良知的具体实践。现在先生说见闻应放在第二位，恐怕是针对那些专门把见闻当作学问的人来说的。如果为了致良知而在见闻上探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样说对吗？”
良知不是由见闻上发出来的，而见闻都是良知的运用。所以良知不停滞在见闻上，但也与见闻密不可分。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良知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知识了。所以致良知是学问的关键，这是圣人教育人最重要的东西。现在说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那么就失去了关键的东西，把良知落到了次要位置上。近些日子以来，同志们都已经知道了致良知的学说，但是他们的功夫中还有很多粗糙糊涂的地方，正是欠缺你这一问。
一般说来，做学问的功夫必须把握住最关键的地方。如果专门把致良知看作是最关键的事情，那么凡是见多识广就是致良知的功夫。日常生活中，见闻应酬虽然头绪繁多，但都是良知的发挥运用流传；除掉见闻应酬，也就没有良知可以致了，所以这两者也只是一件事。如果说致良知要从见闻上求得，那么话语之间难免把良知和见闻分成了两件事。这与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虽然有所区别，然而从它们没有领会精一的宗旨上来看则是一样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到择，又说到识，可见良知已经在中间发挥作用了；然而其用意还是在多闻多见上去选择认识，那么就失去了最关键的东西。你对这些问题认识得已经十分清楚，今天这一问正是为了阐明致良知的学说，这对于同学都有很大益处。只是语意表达还不太透彻，可能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所以不得不精心体察。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者“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也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所思曰睿，睿作圣：意为思维要深远通达，身远通达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语出《尚书·洪范》。也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语出《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意为心的功能是思考，思考就能体认天道和人性，不思考则难以认识天理。
你信中说：“先生说：‘《系辞》中说的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有天理，再没有别的思虑了，并非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又有什么可以思虑的？学者下功夫，即使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不是以私意来安排、思索出天理来的。如果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学者的弊病，大多不是空守沉寂，就是安排思索。我在辛巳到壬午年间，犯前一个毛病，近来又犯后一个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发挥运用，它与凭私意安排有什么区别呢？恐怕我认了贼做儿子，还迷惑不知道呢。”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考岂能缺少？空守沉寂与安排思索，正是为私欲用智，这也是丧失良知。良知是天理昭然灵觉之所在，所以良知就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发挥运用。如果是良知发挥运用的思索，那么所思索的就都是天理。良知发挥运用的思索，自然明白简单，良知也自然能认识。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索，自然思绪万千，纷纭繁扰，但良知也自然能分辨。大凡思索的是非好坏，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出现认贼做子的情况，正是由于致良知的学问没有弄明白，不知道在良知上体察认知罢了。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者。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